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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院后,父亲在家擀油饼。(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/图)
父亲发高烧那天是2022年12月13日,晚上8点时,他的体温已经烧到39度,一个半小时后,又升到40.8度,已经接近超高热(41度)。这是他这辈子最严重的一次高烧。
(相关资料图)
此前一周,老家全面放开新冠预防措施。放开后次日,村里做了最后一次全员核酸检测,结果有两人查出新冠阳性,其中之一是老年公寓一位80岁的老人,与我父亲同住在老年公寓三楼。
在给父亲量体温之前,我曾摸过他的额头,感觉并不烫,我误以为他是低烧。当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时,我很是吃了一惊。后来才发现,原来我本人当时也烧到了39度。
我和父亲几乎同时中招。后来我陪他住院时查抗原,均显示新冠阳性。
与一般新冠中招者不同,父亲是一位82岁的癌症晚期病人。
身患癌症,又遭新冠
父亲查出癌症是在此次高烧的两个月前。我带他去一所南方的医院,原本打算做个胆结石手术(父亲3个月前在我们当地医院查出胆结石和胆囊炎),不料检查报告单提示,他还患有胆囊癌,而且很可能已经广泛转移,到了晚期。这意味着已没有办法进行手术治疗。医生向我暗示,父亲还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。
父亲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癌。医生跟我说,体内的胆结石以及因梗阻形成的高胆红素,也可以随时危及父亲的生命,为此建议做一个微创手术以排除隐患。但是医生同时也承认,对于82岁高龄且有各种基础疾病的父亲而言,手术存在一定风险。
经过权衡,我和弟弟决定放弃做这个微创手术——当时我们最担心的,是能否将他安全地带回老家。医生体谅我们的难处,并担心父亲可能随时随地因感染而发热,为此特意开了退烧药,以免父亲因体温升高而上不了飞机——当时的疫情管控措施还很严。
没想到回家之后,父亲又遭遇了新冠。
事实上,在12月13日那次发烧之前,父亲已经半个多月不能正常进食,此外他还觉得肚子胀——后来在医院查出他体内有大量腹水,以及,他还出现了明显的黄疸。这些症状通常意味着癌正在迅速发展。
父亲那晚的高烧至少持续了8小时。即使服用了布洛芬,到了次日凌晨4点时,体温仍然达39度以上。
不过,第二天早晨时,父亲的体温降下来了,一下降到36度。然而好景不长,4天之后,他再度发高烧,这次烧到了40.4度。
12月20日,父亲在老家医院的消化科病房住院。住院次日查血时发现,父亲的总胆红素数据已经升高到四级,也就是最严重级。是3周前那次查血时(当时已经超出最高正常值)的近5倍。
我从一位北京知名肿瘤内科医生所写的科普文章中读到,胆红素是衡量肝功能的重要指标,当癌症病人胆红素升高、出现黄疸时,可能是肝功能开始衰竭的表现。而父亲的转氨酶数据也显示,他的肝功能已经极不正常。
我在南方那家医院陪父亲就医时,医生告诉我:肝脏分泌的胆汁,正常情况下通过胆管输送至十二指肠,然而肿瘤的产生,导致胆道发生梗阻,胆汁受阻后,在压力之下逆流入血,导致血液内的胆红素数据升高。他打了一个比方:肿瘤如同在一个十字路口处制造了一起车祸,从而阻断了正常的交通。
严重的问题是,药物治疗对胆红素升高几乎无效,只能通过手术治疗。但以父亲的身体状况,恰恰又很难承受手术风险。
父亲查出癌症后,我曾联系北京那位肿瘤内科医生,并在他的建议下给父亲服用过一种化疗药,结果在发现胆红素升高后,不得不在他的建议下停药。
关于父亲的病,这位北京医生在2022年10月中旬就曾明确告诉我,最常见的情况,就是父亲会因肝脏衰竭出现黄疸,最终导致死亡。即使治疗,他的生命可能也只能延长几个月。
当时父亲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还好,我将信将疑。可是,仅仅两个月之后,北京医生的话就开始兑现。而且,雪上加霜的是,父亲还由于新冠发起了高烧。事实上,住院当晚,我和父亲就目睹了同病房一位感染新冠的癌症病人在输液时去世,据参与抢救的医生判断是心源性猝死。
同样是在住院当晚,父亲再度发起了高烧,这次烧到39.4度。医院当时没有退烧药,只能通过物理方法(肛门栓)给父亲降温。
新冠高烧,因祸得福?
住院几天后,医生找我谈话,鉴于父亲的情况,我们很快达成了“不做任何介入性手术、仅对症治疗”的共识。此后,父亲在医院进行了常规输液治疗,主要是用了抗菌素、保肝药、利尿药和护胃药。此外还用了白蛋白和氨基酸,进行营养支持。
然而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:住院一周后,父亲再次查血,发现胆红素指标降了很多,其中总胆红素由三百多降到两百多,直胆红素由两百多降到一百多。
这让上述肿瘤内科医生深感奇怪。“很少见。”他说,“什么都没有处理,就自行好转一些了?”
事实上,当看到父亲入院时的查血数据时,这位医生就认为难以好转了,按他的判断,如果不做介入手术,胆红素会继续升高,进而导致胆红素脑病,父亲会因此出现意识障碍,在昏迷中离开人世。
然而,更为神奇的是,继第二次查血仅仅4天后,父亲再度查血,这次的胆红素数据继续大幅下降,总胆红素指标已经由四级降至三级。
住院11天后,明显好转的父亲出院了。
对于父亲病情的好转,我的朋友陈医生并不感到意外,她认为是高烧起了作用——罕见的、持续的高烧杀死了父亲体内的癌细胞,导致肿瘤发生改变,胆管梗阻得以缓解,血液中的胆红素含量因此大大减少。
也就是说,新冠导致的高烧,恰恰让父亲因祸得福。
我在网上查了相关资料,发现确实有“高烧可杀死癌细胞”的报道,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多种癌症治疗方法——热疗。由于自己的母亲也曾患癌,陈医生曾深入了解过这一理论,并得知美国、日本均有通过人工方法升高体温治疗晚期癌症的成功案例。事实上,她本人曾尝试过通过这一方法给母亲治疗,但是没有成功——在她母亲借助药物将体温升高至39度时,不知情的护士在家属不在场时打了一支退烧针,从而前功尽弃。
不过,“高烧可杀死癌细胞”的理论在医疗界似乎没有得到太多认可。一种较为常见的观点认为,高温确实可以杀死癌细胞,但是人体通过发烧不可能达到足以杀死癌细胞的温度,因为若是那样,人体的正常细胞也会被杀死。
上述肿瘤内科医生告诉我,他见过非常多高热的患者,但能够杀死癌细胞的只有一例。不过,鉴于在父亲身上发生的事实,他认为不排除这一可能。
我联想起南方那家医院的医生给我打的比方,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:父亲体内由肿瘤制造的那起车祸,导致交通严重阻塞。然而新冠带来的高烧,如同洪水一样袭来,在让父亲受苦的同时,也在不经意间冲走了车祸造成的路障?
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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